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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元钧:我和山东快书

作者:高元钧


发布时间:2015-3-3 11:03| 发布者: 海客| 查看: 3929| 评论: 0


问:您是怎样开始学艺的?
答:我开始学艺时七岁,我的家乡是河南宁陵县和庄村。旧社会,我们那个地方很苦,不是闹水灾就是闹虫灾、旱灾。我家比别人家就更苦。一家子九口人,父母带着我们五男二女七个孩子。吃饭的多,干活的少,一年三百六十天,得有二百多天饿肚子。
    在我七岁那年,家乡闹了一场大水灾,庄稼都被淹死了,颗粒未收。一家人甭说吃饭,就连能够照出人影的四眼糊糊也喝不上。
    在这种情况下,我的三姐被活活饿死;二哥外出讨饭失踪;三哥被人贩子骗走,到东北当了劳工;二姐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;顶数我年纪小,父母就让我跟着四哥沿街卖唱(实际上是讨饭。)
    我四哥起小是个双眼瞎,在他不大的时候,就在县城“花子行”里学会了拉弦子、唱小曲和河南坠子腔。(“花子行”是乞丐、花郎、老弱病残者自行结成行伙)跟着他走集串乡赶庙会,卖唱讨要。我一边给他引路,一边也学会了唱几句小曲和弦子腔。这样在卖唱时,我们哥俩就一唱一合。他边唱边打花鼓,我敲着小锣给他帮腔、插科打诨。不久,我姐夫的一位弟弟也来入伙,他也是个瞎子,他能够自弹自唱。他一来,我们就仨人一块儿唱。这就是我学艺生活的开始。

问:这么说,您的学艺,不过是学会讨饭的一种手段,不是真正想当艺人。
答:是的,当时只是求生存。

问:那么从什么时候,您想当艺人呢?第一个真正的师傅是谁?
答:我的两位瞎哥哥就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了。十一岁时,我的家乡又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旱灾,那时疾病也跑来跟着凑热闹。我家里有好几口人,得了这种传染病,真是贫病交加!父亲、母亲、大哥、大嫂相继被夺去了生命。他们一死,我们的家也就彻底散了。
    从此,我跟四哥便远走他乡,过起流浪儿的生活。我们辗转流离,沿途讨要,来到了徐州府。在一处称为南落园子的书场子里,有位名叫戚永力的艺人,人称“武老二”,大家都管他叫:说大个子的。因为他书说得好,人家还给他送了个外号,叫做“独行千里一只虎”,也有人称呼他“镇三省”。
    他的书说得真叫好,我跟四哥一听,一下子也被“扣”住了。一迷上,越听越爱听。于是,一混饱了肚子,我们就去听书。听着听着,我和四哥就不约而同的产生了一个念头。假如能把这位艺人的本事学到手,以后我们还愁没饭吃吗?我跟四哥商议着,怎么把本事学到手呢?
    那时要正式学说书,得正式拜师,拜师就得花钱,还得找引荐人。我们穷得叮当响,哪里去找钱、求人。最后,还是我想出了点子——偷听,偷偷地把本事学来。经过一番合计,我跟四哥分工,他年纪大,偷听书容易引起人家注意不方便,并且我们两人也得有人去混饭吃。所以,他分工去卖唱讨要,由我专门去偷听书,然后我再学给哥听,方便时他也去偷听,两人再把书往一块儿堆儿对。这样,没过一阵子,我跟哥甚至可以把听来的书,拿去现学现卖,挣钱吃饭了。
    不过,好景不长,没有多久,这位艺人就不知去向,见不着影了。这一下,我跟哥真是又着急又扫兴。倒不光是为了怕学不到本事,挣不到钱,他的书也实实在在地把我们迷住了。我们被书里的“扣子”拴得紧紧的,怎么也解不开呀!我跟哥便四处打听,经过一番苦寻,终于探知下落,原来他已经到蚌埠卖艺去了。喜讯得来,我跟哥只恨身上没长翅膀,就趁军阀运兵的火车在徐州车站停靠的机会,偷偷溜进车站,钻到车底下,在车底横七竖八拴上绳子,然后我们便坐着绳网,攀着车钉,跟随火车向蚌埠奔去。
    到了蚌埠,在离二马路不远的横铁道杂耍场子里,终于又见到了这位说书艺人。照老法子行事,我跟哥还是偷书带学本事。可是,我们的这种并不高明的学艺手段,已经被他发觉了。虽说是发觉了,这位宽宏大量的艺人也并未因此责怪我们。一则由于我们都是卖艺混穷之人,二则又因我与哥是年小加残疾。
    那一次,我们还是没能把本事学到手。原因是蚌埠地方小,生意不好,这位艺人不久又离开了那里。我们还是用老法子打听他的去向,又尾随他到了南京。在江边一处各路艺人聚集卖艺的广场上,在一家叫做怡和塘的书棚里,我们又听上了这位艺人说的书。这次与前两回不同,戚先生一发现我们就笑了:“嘿!又跟到这儿来了”。
    “我们爱听,被扣上了”我说
    “不是我不愿让你们听,我是怕你们听了这书不学好,那就毁了你们的前程啦。别看你们眼下穷,也许到后来有远大的前程呐!”
    我跟着又说:“我们不会学坏,其实你的书我们已听会好些了,可是想拿它混饭吃,不正式拜师不能说啊”。
    戚永力说:“那倒是,我看这样吧,既然你们已经会的差不多了,又喜欢听,那以后你们就随便来听吧”。
    自此之后,我们不仅天天泡在书棚里听书,而且对于戚永力先生,就像徒弟对师傅那样敬重他。在场子里我们帮他倒水、点烟、收钱、干些零碎活。虽说我们人穷,但学艺的智慧并不穷。我们好学的求知精神和学艺的毅力,终于深深打动了这位艺人的心。很快他就答应了我们的请求,收下我们做了徒弟。
    一九三零年夏,我十四岁,在当时有名的评书艺人李昌林、鼓书艺人张世真和相声艺人刘玉亭的引近、保举和见证下,在怡和塘书棚里,我和四哥就正式拜了戚永力先生为恩师。戚先生当即为我们讲说了家门,还为我们起了艺名。哥哥名高元财,我名高元钧。
    学艺三年,师父把他所掌握的全本荤口《武老二》以及《鲁达除霸》《李逵夺鱼》《赵匡胤大闹马家店》等原原本本传授给了我们。学艺届满,我跟哥便在南京的江边、夫子庙一带撂地卖艺。以后,哥因病去世,我只身一人又辗转到上海、浦口、镇江、蚌埠、徐州、连云港并北上到泰安、潍县、烟台、青岛、济南、德州、临清、天津、北京等地卖艺为生,直到解放后参了军入了党,时至今日,我都在为快书事业而奋斗着,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问:听说传统的山东快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,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改革工作?
答:上面我已经说过,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本事,主要的就是全本的荤口《武老二》等(即今天听说的传统长篇山东快书《武松传》)以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表演这套书词的演唱技巧。所谓荤口《武老二》就是在书词里不仅夹杂着许多骂人的话,而且有不少情节、细节、语言、包袱儿等,也大都是淫秽不堪和黄色庸俗的。当时要说一部长达几十万言的书,免不了得通过一系列庸俗、低级的表情动作来加以辅助和配合。这样的书词和演唱艺术,观众面必然很窄,不光妇女儿童不能听,就是未婚的男青年,也劝他们不要听。不用说,像我们这样一些说这种书的艺人,当时的地位也是十分低下的。
    这种艺术,在当时就已经很不景气,到了无法流传下来的边缘。怎么办呢?为了挣钱吃饭,为了向饥饿作斗争,就得想办法来保住自己的饭碗。要保住这饭碗,就得对这种艺术形式加以改造,以便扩大听众面。在这种前提下,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三年之间,当我在青岛、济南等地演出之时,在某些进步文人和部分有志改革的艺人的支持下(如当时的相声艺人韩子康等),我便硬着头皮,壮着胆子,发起了对这种传统山东快书艺术的改革工作。
    改革工作是艰巨的、复杂的。
    首先是遇到了阻力,因为有人支持改革之外,也有人不支持。一部分爱听荤口的听众不支持,干这行的个别艺人也不愿意改,怕一改弄得不好,便失去了观众。那样不就更把挣钱的饭碗砸了吗?也有极少数的同行艺人,他们是明着赞成改,实际上不赞成改,他们把“荤口”换成“暗臭”(即把一些黄色的词语,改成了暗式的语句、表情和动作)。
    其次是自己的文化水平低,严重的影响着改革。荤口的书词和演唱的技巧本身确实难改。比如那黄色的语句、庸俗的情节、低级趣味的包袱儿,以及细节等等。由于是多年来艺人们传唱流传下来,虽说不好,可它们是结构完整、自成体系,要想抽掉其中的一句词、一个细节、一个包袱儿、一段情节,那就势必将整个结构打乱,既已打乱就得重来,要重来就得有新的词句、新的细节、新的包袱儿和情节代替。
    尽管冒着改不好就得挨骂,甚至有砸破饭碗的危险,但我还是咬紧牙关,动手干了起来。
    改工作基本上进行了两项,其一是改造“荤口”书词的工作;其二是改造表演“荤口”书词的旧演唱技巧的工作。
    先说对于“荤口”书词的改造。大致说来,就是先将“荤口”书词中的黄色词句、情节、细节、包袱儿等,有的加以改造,有的加以更换,实在难以更换的,在不致予过分伤害其原词结构的前提下,也只好狠心删除,把它扔掉。有的甚至必须打乱了整个的情节结构,重新结构、编排或者再创作。
    再说对于旧演唱技巧的改造工作。例如在以前未改革过的“荤口”《武老二》中,《武松打店》这个回目,写武松装醉,孙二娘背起武松要去剥他时,整段情节,大段的词句,以及表情动作,摸来比去,非常低级。为了改造这些粗俗的表情动作,改革整旧的演唱技巧,我动了许多脑子,花了很多功夫。这项工作就难在重新设计动作上,因为扔掉是比较易于办到的。表演时你不做表情动作不完了嘛,但是创作新的一招一式却难得很。
   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,我更多的吸取了兄弟曲种和姐妹艺术的营养和精华,来丰富、武装、加强自身艺术的表现能力。当然,这种改革工作,是在基本保持着传统快书原有表演特色的基础上进行的。
    在演唱《武松打虎》时,唱到武松在景阳冈酒性发作,走醉步时,我把盖叫天演武松时的醉态、醉步基本借用过来。唱《武松打店》中的孙二娘;《鲁达除霸》中的金翠莲等妇女形象时,我便借鉴了京剧中青衣、花旦的表演程式,为她们设计了体态、身架、神韵、表情和台步。
    此外,在演唱山东快书时,为了加强说表,把包袱儿抖得脆、抖得响、抖得火爆,我还借鉴、吸收、熔炼了评书的赋赞手法,吸收了相声铺平垫稳抖包袱儿的手法等等。
    总之,为了改革原有的传统快书演唱技巧,在删除和改造粗俗表情动作的同时,在保持“以说唱为主,表情动作为辅”的前提下,我突出的加强了表情和做的部分。
    解放前,在当时自己那种有限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的基础上,对于传统的山东快书艺术形式,我大致上就是进行了如上一点点工作。当然,今天回过头去看看,当年的这些改革工作,可以说都还是粗浅的、初步的、或者说还是很不成熟的。
    如果说,传统的山东快书艺术形式,经过了改革,而能够登上大雅之堂。那么在解放前,我所进行的那些艺术改革工作,应该说是起了一些修桥铺路的作用。因为对山东快书艺术认真地彻底地改革是解放以后的事。解放后,我和同志们在一起,在党的“百花齐放,推陈出新”的方针指引下,对其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,并使其能够说新演新之后,山东快书这一艺术形式,才算真正掌握到了人民的手中,也才算真正登上了大雅之堂。

问:中国曲协、总政文化部、北京部队政治文化部,为祝贺您的艺术生活五十周年,举行了高派山东快书艺术演唱会,能不能谈谈在快书表演方面,您所着意追求的艺术风格是什么?
答:我特别注重追求一种朴实本分、热诚亲切、火爆炽烈、风趣喜兴的表演风格,并特别讲究在演唱时,唱出那种包含着泥土气息的乡土味,或者叫做“快书味”。
    关于“快书味”还有不同的理解。一说是,指演唱山东快书时,演员的语言应带有山东鲁中南一带的方言土语味;一说是,指的山东快书这一艺术形式所具有的基本特色。而我根据自己演出实践的理解,“快书味”应该兼有上述两层意思,主要应该是演员在根据快书艺术形式的基本特点,所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。进一层说,就是既要唱得有地方风味,又要唱得符合山东快书这一艺术形式的基本特点。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把作品唱得完美,唱得生动活灵活现,让书中的人物或主题能够活起来。
    此外,在遵循山东快书“以说唱为主,表情动作为辅”的基本原则下,根据我自身的条件,我特别强调表情动作的辅助作用。也特别讲究“做”,并且着意追求演员以说书人的身份,尽可能的去进入书中人物的角色。当然这种进入角色是画龙点睛的,点到就是,时进时出,进要进得快,出要出得利索。它与戏曲、话剧、电影演员的进入角色是不同的。
    若干年来,在演出实践中,我给自己规定了几个目标和要求。这些要求是:内在感情真、外部形传神;说、唱、表应细;做、打稳准狠;体态须洒脱,口风甜且亲,乡土味要足,包袱儿不离身。
    这些只是对个人的要求,把它说出来,是想拿它当块砖扔出去,希望把大家的玉引出来。每个演员的条件不同,基本功不同,艺术修养也各异,在遵循快书表演基本原则的前提下,应该扬长避短,大胆革新创造,根据自身的条件,演出自己的独特风格,甚至创出一种流派。


专题片《怀念高元钧先生》

注:此文由网友施伟柱节录自《我的奋斗》一书。该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社,一九九五年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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